回到办公室，柏皓霖打开文件袋，将里面的资料摊放在办公桌上，和庄旭昴一起阅读。
目前资料并不多，发现尸体的时间是昨天晚上九点三十分，案件描述中只有一名目击证人的证词以及二十来张现场的照片。从照片上可以看出，女子穿着清末的旗袍，围着一条非常扎眼的红围巾坐在步行街道的一个台阶上，根据目击证人的描述，该名女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坐了整整一天，而那时候其实她已经遇害了。
“凶手特意给受害者换上清末的旗袍，又将尸体放置在闹市区的步行街，还在受害者面前放了钱盒，说明凶手将受害者看作是艺术品，很可能凶手有表演型人格障碍。”庄旭昴看完资料后，得出初步的结论。
“唔，不排除这个可能。”柏皓霖觉得庄旭昴的见解有一定道理，应道，同时在心里给出初步侧写：
绞杀和勒毙一样是针对性犯罪，即是说凶手极可能认识死者；凶手特意将一具死尸明目张胆地放在人来人往的步行街，丝毫不在意她何时被发现，说明凶手渴望被注意到，应是归咎于他在日常生活中无人赏识；给死者装扮成行乞者的模样，亦是一种戏剧化和艺术性的表现，看来凶手是想借此来扩大影响，也确实是表演型人格障碍的表现之一；尸身上干净利落，凶手还特意将血液换成防腐剂，由此可见，他觉得传递的信息比杀人更重要。
那么凶手想表达什么？
一般来说，凶手给死者重新穿上衣服是内疚和自责的表现，但这个凶手不同，他还特意替死者化了淡妆，换上旗袍，围上红围巾，她的脸上没有一丝面临死亡时的惊惧，相反还面露微笑；凶手在死者身上没有表现出一丝懊悔，还把她打扮得像一件艺术品一样，即是说凶手杀她不是为了泄愤，这就排除了情杀、仇杀和冲动杀人，那么，在凶手心中，死者是对谁的投s,he？又是出于怎样的动机？！
另外，凶手给受害者围上用她自己的血染红的围巾，而受害者是稀有血型，这是巧合还是凶手故意为之？围上红围巾的做法是否代表凶手与受害者认识？
庄旭昴见柏皓霖淡淡地说了一句，没发表看法，又道：“表演型人格障碍患者会努力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，而实际的人际关系则浅薄、虚假和混乱，强烈的表演欲是为了增强他的自尊心，以上。皓霖哥觉得呢？”
虽然同为犯罪侧写师，但柏皓霖更倾向于关注凶手的性格特征、家庭环境、行为模式和犯罪惯技，而不是心理状况，所以他答道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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